[[23]] 朱熹：《论语集注》卷三，《雍也第六》，《儒藏》精华编，第33页。
上述两种《论语》学各有学术成就与特色，但又有着许多共同点，如二者均是经学中的义理派，均把重点放在对中国传统内圣之道的拓展与建构上。(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玄学 理学 论语 。
所以尔者，夫子之性，与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处深远，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闻也。[[11]] 朱熹《论语精义》卷三上，《公治长第五》，《朱子全书》第7册，第1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论语》学史上出现的两座学术高峰是魏晋与两宋，恰好这两个时期的《论语》学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关键问题上，作出的种种追问与思考，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论语》的思想内涵和思维空间，从而开拓了《论语》诠释的新局面、新高峰。正如王弼解释《论语·阳货》所说： 子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虽然《论语》学有着漫长的学术发展历史，而最引人注目的高峰却是魏晋与两宋这两个时期。
[[9]] 皇侃：《论语义疏》卷一，《论语义疏自序》，《儒藏》精华编，第9-11页。尤其是到了两宋以后，由于朱熹作《四书集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的地位已经高于《五经》，而《论语》恰好是《四书》之首，故而，这个时期《论语》在儒家经学体系中居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当然，我们讨论王弼的义理易学时，要充分肯定这一生活智慧与普遍法则的追求与两汉象数易学的重大区别和历史进步。
其次，王弼的《周易》注释中的爻义还包括许多与名教社会相关的伦理准则、道德观念，它们也是指在不同卦象所规定的情境、时势中所应采取的人生态度与行为方式。有地之形，与刚健为耦，而以永保无疆。而德性的爻义仍是依从时势、兴于吉凶的一种智性选择。但是，《易传》的思想体系是以《易经》的占筮文化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故而，《易传》虽以阐发宇宙人生大义的义理为特色，但其学术体系则仍然包括象数与义理两个方面。
[[30]] 《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王弼集校释》下册，第604页。因此爻正当至尊之位，王弼的注释表述了其政治伦常的意义： 得位履尊，为益之主者也。
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唐学者李鼎祚曾评论说：郑（玄）多参天象，王（弼）乃全释人事。大明乎终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时而成。[[32]] 《周易注·上经·讼》，《王弼集校释》上册，第251页。
譬如，王弼在解释《乾·文言》中说： 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也。尽管如此，在王弼对《周易》所作的注释之间，仍然可以发现他对有中无的存在所作的论述。他在注释《周易》时不断地说： 妇制其夫，臣制其君，虽贞近危，故曰妇贞厉也。但是，在王弼看来，谦作为一种重要的德义，首先因为它能够使人免除凶咎悔吝的结局，达到吉利的目的。
[[14]] 《周易注·上经·乾》，《王弼集校释》上册，第211页。故乾元用九，则天下治也。
[[7]] 《周易略例·明彖》，《王弼集校释》下册，第591页。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理的内容，这时会发现，儒家名教所竭力维护的纲常政治秩序与伦理道德观念，统统被纳入到这个义理系统之中。
这是一种通过合以人事明之而探究所以然之理的易道工夫，它充分体现出王弼的义理易学中穷神研几的思想宗旨。以至德而处盛位，万物之覩，不亦宜乎。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5]] 王弼在这段有关卦义、爻义的论述中，深刻表达了他阴阳相对、运动变化的辩证观念，既有所谓时有否泰、卦以反对的阴阳对立，又有爻亦皆变、唯变所适的运动变化。履正而应，处尊体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47]] 《周易注·上经·豫》，《王弼集校释》上册，第299页。
履重刚之险，而无定位所处，斯诚进退无常之时也。[[37]] 《周易注·下经·家人》，《王弼集校释》下册，第403页。
可见，实用理性是王弼义理易学的最大特点。中则不过，正则不邪，刚无所溺，公无所偏。
王弼《周易》学中的义理包括上述两个方面的涵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周易》的筮法方面的义理是表面的、形式的。……《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一卦之体必由一爻为主，则指明一爻之美以统一卦之义，《大有》之类是也。《周易》本为卜筮之书，一方面《易经》包括本为占筮而用的阴爻（--）、阳爻（—）、八卦、六十四重卦、三百八十四爻而组成的象数体系。） [[5]] 《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下册，第604页，中华书局1980年。下不在田，未可以宁其居也……居上不骄，在下不忧，因时而惕，不失其几，虽危而劳，可以无咎。
王弼义理易学的最大特色就是主张天道无为，并把吉凶悔吝与现实的理性思考结合起来，故而消解了对神灵怪异的崇拜。[[34]] 《周易注·上经·随》，《王弼集校释》上册，第305页。
从份量上看，王弼的《周易注》在对各爻爻义，特别是各卦主爻之义的阐发上，大量是那些如何应对吉凶时势的生活经验、辩证智慧，他们依赖的主要也是阴阳交感、中正不偏、适时之变这一类以生活经验为基础的辩证智慧。从重要性来看，爻义的智性因素在有关应对时势、把握吉凶方面显得更为有效。
王弼的易理是对《易传》义理学的继承与发展，所以，尽管王弼汲收了老庄道家的形上智慧与哲学思辩而诠释《周易》的义理，但是，他所阐发的仍是预测吉凶悔吝后果的实用理性，而不是探索宇宙原理与哲学理论的所谓纯粹理性。[[38]]注《中孚·九五》论君子诚信之义：处中诚以相交之时，居尊位以为群物之主，信何可舍？[[39]]如果说前面所引的爻义主要体现为以人生经验为基础的辩证智慧的话，这里所引的爻义主要是修养德性、爱民养民、诚信相交，是一系列以人生经验为基础的道德理性。
[[17]] 关于乾卦之卦义，王弼继承了《彖传》大哉乾云，万物资始，乃统天的思想，将其解释为：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用心存公，进不在私，疑以为虑，不谬于果，故无咎也。根据王弼的看法，《周易》中的六十四卦，就包含着六十四种卦义，因为每一卦象均代表一种时势，故而也就蕴含着与此情境相关的义理。两汉时期的易学继续发挥《周易》经、传中的有关象数的思想学说，把《周易》中的八卦、六十四重卦、三百八十四爻的不同排列组合与阴阳二气消长的卦气说等阴阳灾异说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种含阴阳灾异的象数易学。
《周易》学一方面表现为与占筮相关的象、数、辞的学术形式特征。王弼的义理《易》学在《易》学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地位，因为他是学术史上最早以本末的哲学思想来诠释《周易》的思想家，他因此而成为《易》学史上具有开拓性的重要人物。
[[42]] 《周易注·上经·观》，《王弼集校释》上册，第315页。一、义理的学术形式特征 王弼在《易》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他敢于挑战象数易学，从而确立并完成了义理易学的学术格局。
[[35]]以上所引这些义理，均是指各种不同情境、时势中所宜采取的态度、方略，其内容主要是以生活实践为基础的辩证智慧、实用理性。王弼所说的以爻为人，以位为时，人不妄动，则时皆可知也，显然是强调决定吉凶悔吝后果的正是具体情势中的义理。
